潮新闻 记者 李娇俨

你是否听过“鱼国”的传说？

(相关资料图)

1999年7月，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的王郭村发现了隋代虞弘夫妇合葬墓，精美的石椁图像，浓郁的西域和祆教风格，震惊了中外学界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男主人虞弘的墓志中，两次出现了“鱼国”一词。一次，说他是“鱼国尉纥驎城人”；一次，说虞弘的祖父□奴栖为“鱼国领民酋长”。

各种信息显示，鱼国位于西域，但具体在什么地方？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家？诸多问题，随着虞弘墓发掘而出现，经过二十多年，依然众说纷纭。

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内，一个中午，两杯咖啡，浙大历史学院冯培红教授像侦探一样，将他在新书《鱼国之谜——从葱岭东西到黄河两岸》中，对“鱼国”蛛丝马迹的追踪展现给记者：从墓穴中的石椁，到厚重的历史文献，再到各地鱼姓村落的田野调查……用细致的推理和大胆的想象，为我们串连起关于“鱼国之谜”的可信答案。

一座墓的发掘，让久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国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。

虞弘夫妇合葬墓被评为1999年的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，以及“20世纪百大考古重要发现”。此时的冯培红已经在兰州大学教了两年书，从那时起，他就开始关心西域民族的迁徙问题。研究领域的重叠，让虞弘墓的谜题很快吸引到他。

一直以来，学界对虞弘的族属和“鱼国”的解释，包括高车、回纥、柔然、粟特、波斯等，无一定论。二十多年持续关注“鱼国”，让冯培红看到了一些“奇特”的突破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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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是墓志上刻改字的痕迹。

虞弘墓志中出现了两处“鱼国”，仔细观察会发现，这两处“鱼”字都是被挖掉重新刻上去的。为什么要把原来刻上的国名剜掉改写为“鱼国”？原来的国名究竟是什么？

虞弘姓虞，虞鱼同音，想当然就会认为被剜掉的字是“虞”。但历史上的虞国实际上与虞弘墓风马牛不相及，尤其是墓志志盖中更加醒目的“虞”字却未挖改。这时，虞弘的祖父之名“□奴栖”提供了新的线索。

《周书》中记载，“稽胡，一曰步落稽”，“步落稽”在汉文史料中，有多种不同的写法，如步落坚、部落稽、部落精等，均为突厥语“balïk（鱼）”的音译。换言之，虞弘的祖父□奴栖的名字的意思，就是“鱼”，缺失的首字应为 “步”的同音字，亦即“ba”的音译汉字。

鱼国人从西域东迁以后，最终定居在晋陕一带黄河两岸，称步落稽。冯培红在《隋书·西域传》中发现，有一个位于今阿富汗南部的“漕国”与鱼有联系：漕国祭祀顺天神时，在神祠前竖立巨型鱼脊骨；更重要的是，漕国国王昭武顺达头上戴着金鱼头冠。

在虞弘墓石椁图像中，虞弘也戴着一顶王冠，最初学者们认为王冠上是日月形饰物。仔细观察这个头冠本体，冯培红发现月形下部雕刻了复杂的纹路，似乎是一条鱼的形状。

“我们还发现鱼的头部位置有一颗黑点，经过去山西博物院多次观察原石图像，发现黑点并不是杂质，而是一颗黑色的珠子，也就是鱼的眼睛。”他说。由此证明虞弘所戴的头冠是鱼冠。

线索就此串连起来，原来虞弘墓中的鱼国就是《隋书》中记载的漕国，在今阿富汗地区。被剜掉的字并不是“虞”，而是“漕”。

漕国正是步落稽之外，另一部分西迁的鱼国人。而墓志中刻好的漕字之所以被挖掉，则是因为“蕃人多以部落称姓”，如隋朝宰相虞庆则“本姓鱼”，因此将墓志中的“漕”改为“鱼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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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，即用地下新出土的材料，补充证明已有文献史料。

在探索鱼国之谜的过程中，冯培红用了“多重证据法”，不仅有传世文献、地下出土文物，而且运用语言学、宗教学方法，甚至还通过现代的田野调查来佐证自己的猜想，为整个鱼国解谜之旅，披上了一层“宇宙探索编辑部”般的冒险色彩。

为了确定在照片中看到的石椁上的黑点，是否是杂质，冯培红先后三次前往山西博物院观察出土的原石图像。他还在全国范围内搜索带有“鱼”等相关字的地名，然后前往这些村庄，去验证是否有“鱼国人”留存至今的痕迹。

冯培红在沿途记录下的“鱼”字标记

为了寻找和“顺天神”有关的证据，冯培红来到山西介休，找到了国内仅存的一座“祆神楼”；他还奔波于陕西长武、临潼、渭南、韩城和甘肃陇西等地调查鱼氏村落，走访了鱼家村、鱼家湾、鱼家门……

今年2月，冯培红走访到了陕西韩城市芝川镇的大鹏村，在这里有了令人惊讶的发现。漕国国王昭武顺达、太原虞弘所戴的鱼冠，演变成了大鹏村鱼姓人在春节和元宵节前举行“跑走马”社火表演的重要道具，直到2011年，这种表演都存在着。

1953年出生在大鹏村的名叫鱼天祥的老先生告诉他，社火表演中，头马由本村的鱼姓大户骑乘，其所戴的头冠被称作“鱼冠”。鱼冠一开始是用木头制作的，后来改用竹子制作成鱼骨架，并给鱼贴上胡子，鱼鳞片用很薄的纸制作，然后用浆糊粘牢。

其他相邻的村庄，不姓鱼的，“跑走马”表演中也不戴鱼冠。由此可见鱼冠，正是古代鱼氏部族传统的遗留。

传承的力量令人震撼。就像有关屈原的传说，能够穿越两千年的岁月，延续为端午佳节；一顶古时的鱼冠，也能在今天听到回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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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当讲到书中相关例子时，冯培红总在第一时间就翻到书籍相应的位置。在他兴奋的讲述过程中，记者感受到了一名学者的热血精神，以及对真相的执著。

这份热血，也感动了很多人。从大鹏村离开后，冯培红和鱼天祥成为了好朋友，鱼老先生甚至根据自己的记忆，动手制作了一个鱼冠，并寄到了浙江大学。

冯培红收到的鱼冠

刚拿到这顶情谊满满的鱼冠，冯培红就戴着它走进了课堂。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场景：历史教授顶着一条澄黄而肥硕的大鱼，成为教室里的“显眼包”。

那天的课堂，同学们也纷纷秀出自己制作的各式各样的动物冠冕，“我们制作的是鼠王冠，来自西域于阗国国王……”

通过阅读《隋书·西域传》等书，同学们制作并各自介绍一种冠帽，进而讨论冠帽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。“以冠帽作为切入点，也能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。”冯培红说。

教学相长。在解答鱼国之谜的过程中，冯培红很早就和自己的学生一起研读虞弘墓志，并在博士和本科课程中，扩展到虞弘夫妇墓志和石椁图像的研读。在课堂教学和研读班讨论中，不断有新的收获和发现。比如，“驼背上的鱼，就是我的学生发现的。”冯培红告诉记者。

采访接近尾声，不断有学生和冯培红打招呼。他和记者告别后，背起书包，走向了不远处已经坐满年轻学子的长桌，开始了下一场的研读班。

历史如此迷人，历史学的探源又如此不易。冯培红在他的课堂内外，已经让他的学生们感受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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